必须进行系统性的补救
2019-11-10 11:12
来源: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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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回忆说:我的衣服全部脱在礼堂里面,只穿了一件衬衫。我一挥手,我说大家不要闹了,我就是俞敏洪。这时,所有的学员都安静了下来,俞敏洪在外面讲了一个半小时。他站在一个大垃圾桶上,在凛冽的寒风中像革命志士一样慷慨激昂,讲得自己和学生都热血沸腾

在创业之初,生源很少,他常常一个人满大街贴招生广告。数九寒天,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经常结成冰。有时他实在冷得受不了了,就掏出揣在怀里的二锅头抿上一口,然后继续把广告贴下去。

俞敏洪想亲自出去平息学生们的怨气,警察说你出来学生就把你撕碎了。但他没有听从警察的劝阻,礼堂里面的课程由其他的同事代讲,俞敏洪独自一人走出了大门,他爬上了一个大垃圾桶,望着底下的学生们。

不贴广告的时候,他就待在教室里。那是位于北京中关村二小的一个10平米、漏风漏雨的违章建筑,除了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以及冬天还未刷完小广告就结冰的胶水桶,什么也没有。当时,俞敏洪是每天早上刷上广告,下午,他和妻子就在办公室虔诚守候,盼望着来报名的学生。俞敏洪在办公室守了一个多星期,人来了不少,但都是看看四周,看看报名册,然后又走了,任凭俞敏洪好说歹说,只有三个学生报了名。

他在今年两会上交的提案中,俞敏洪给出了一组调研数据:我国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下滑,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。他解释说:在我看来,造成农村孩子进入中国一流大学越来越难的罪魁祸首,就是日益加剧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,尤其是英语教育资源。因此,他疾呼,要竭尽全力,大力提升农村地区英语师资水平。

此外,俞敏洪还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。社会发展太快,中国社会没有跟上对留守儿童保护的步伐。俞敏洪说,留守儿童长大后缺乏对社会的温暖感,必须进行系统性的补救。他为此提出了改扩建一批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、学校建立健全留守儿童档案、设立留守儿童心理救助中心、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留守儿童工作组等一系列建议。为了近5000万留守儿童的未来,国家值得加大投入,俞敏洪坚定地说。

这年的12月,俞敏洪租了北京图书馆(现称国家图书馆)1200人的报告厅搞免费讲座,没想到,一下来了4000人。进不去的学生很愤怒地在门外推搡,还砸破了玻璃,结果把几十个警察全部给招了过来。警察过来后站成一排,学生根本就不买账,把警察推开继续推门。

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,文人对商业的事情总是两眼一抹黑,办企业、求生存、图发展,就意味着必须要跟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。对于刚从北大象牙塔走出来、社会经验基本为零的俞敏洪来说,这无疑是一堵翻不过的墙。创业初期对我的最大挑战是,我意识到我不仅仅是一个教书匠了,要与各种职能部门打交道。这个过程和办学是两码事,曾经让俞敏洪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。他经常鼓励自己:改变原有的价值观,摆脱文人处事酸溜溜的作风,不要对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太敏感。做商人脸皮要厚,因为他要遭受挫折、失败,要被人看不起。

本来很多学生都愤怒地看着我,讲着讲着学生就很开心很高兴。有的学生把他们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给我穿。此后,俞敏洪多次到高校、走到学生身边演讲,他的讲座经常爆满。

到了第二年,俞敏洪招的学员慢慢变多。俞敏洪望着越来越多的学生非常高兴。1993年,他把培训学校的名字改成了新东方,这三个字里包含着俞敏洪对未来的希望。

据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报道,俞敏洪把他创业的决定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妻子没完没了的唠叨。他以自己那种特有的坦承说道:我的一些朋友挣到了更多的钱,我妻子希望我也能更成功。她觉得,与他们相比,我是个失败者。为了给妻儿一个殷实的家庭,被北大踢出来的俞敏洪必须面对生活的困窘,必须逼迫自己去闯。

经过这样的摸爬滚打,俞敏洪从一介书生成长为能打理方方面面事务的合格校长。现如今,新东方分布在全国34个大中型城市。2011年度,新东方共招收100多万名学生,收入逾10亿元人民币(合1.36亿美元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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